降職二十八年，換來一通諾貝爾電話

一九九五年，賓州大學給一個匈牙利來的研究員兩個選擇：放棄手上的題目，要麼降職減薪。她選了降職。同一年她查出癌症，丈夫因為簽證卡在匈牙利回不來。二十八年後，諾貝爾生醫獎頒給她，得獎的就是那個題目。

她叫卡塔林・卡里科，做的是 mRNA。這是細胞裡負責傳話的分子：DNA 存著配方，mRNA 抄一份送去工廠，工廠照著做出蛋白質。她想的事是：既然是抄的，那能不能由人來寫那一份。

沒有人相信這條路走得通。合成的 mRNA 打進身體，免疫系統會當成入侵者，還沒開始做事就被清掉。整個領域轉去做別的。她的經費申請一次次退回來，好期刊不收稿，在賓大一直待在別人的實驗室裡，沒有自己的。

一九九七年，她在影印機旁邊碰到一個免疫學家韋斯曼。兩個人排隊等印東西，聊了起來。接下來八年他們拆同一個問題：怎麼讓 mRNA 進得去又不被打。二○○五年答案出來了，把 mRNA 裡的尿苷換成修飾過的版本，免疫系統就認不出來。論文發表，幾乎沒有回音。

二○一三年她想回終身職的軌道，校方給的說法是她的研究不到教職水準。她離開賓大，去了一間德國公司，叫 BioNTech。按她自己的講法，那時候那間公司連網站都還沒做好。

二○二○年，兩支 mRNA 疫苗打進幾十億人的手臂，用的就是二○○五年那個修飾。二○二三年十月，斯德哥爾摩打電話給她。從那張降職通知到那通電話，二十八年。她那年六十八歲。

【出處頁·另起一則】 延伸閱讀：Katalin Karikó，《Breaking Through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