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一頁書開始：Bookie 入門讀本

娛樂至死

1985 年，一個美國人寫了一本書，從頭到尾在罵電視。四十年後，如果把書裡每一個「電視」換成「手機」，整本忽然像昨天才寫的。這個人是尼爾・波茲曼（Neil Postman），書叫《娛樂至死》。

書名《娛樂至死》聽起來像長輩在唸年輕人貪玩，作者講的又是你沒看過的美國電視節目。我讀的時候，想的卻是今天的科技和社交媒體。波茲曼當年寫的媒介是電視，這種被節目牽着走的感覺，我在今天的手機上也認得出來。

這本書表面上講的是電視，底下卻在說：一個工具進到你生活裡，會偷偷改寫你的思維，讓你覺得某些事情特別重要。如果這個工具是書，它會暗示你，重要的事需要花時間讀。如果是電視，上一秒播空難新聞，下一秒出現洗頭水廣告。兩件沒有關聯的事接在一起播，看起來卻像同樣值得你注意。到了手機，眼前的內容若不能在三秒內讓你有感覺，你可能就會滑走。波茲曼稱這種影響為「媒介即隱喻」。

他寫電視新聞的節奏是：一則沉重消息剛播完，節目就轉到下一段，觀眾來不及停留。你現在滑手機，一則地震，一則貓，一則朋友升職，幾秒內很多資訊接連出現。我們常以為自己看了很多、懂了很多，回頭想卻很難說出剛才讀到了甚麼。

這本書不會幫你戒掉滑手機的習慣。但它給我們一個可以隨身帶著走的問題：這個工具正在暗示我們，什麼才值得注意？手機、短影音，還有下一個尚未出現的東西，我現在都拿這句話去問它。當你開始發問，就沒那麼容易被工具牽著走。

我還記得，當時看完這本書後，我戒掉了九成的社交媒體。這本書沒叫我戒，它讓我看清楚，每天花在滑手機上的時間去了哪裡。看清楚以後，剩下的是我自己的事。它幫我認出甚麼是媒介，也讓我開始留意媒介怎樣影響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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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施與五車書

《莊子》記惠施：「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。」五車書，聽起來像讀了半座圖書館。那時書寫要靠竹簡、木牘等材料。今天我們用容量計算一本書，當時還得問它有多重。

錢存訓在《書於竹帛》裡研究過上古的書寫材料。竹要處理，木要削平；寫成的文字，是一捆一捆的實物。搬一次家，也要搬走那些材料。

「書五車」讓我先想到的竟然是重量。知識曾經重到要用車來載。這句話是否真能換算成今天多少本書，我不知道；但竹簡有重量，這件事很實在。

載體有多重，會影響知識怎樣流動。抄寫一本書費時費力，保存它也要地方。我們讀到古人的一行字，很少想到有人曾經要親手把它寫在竹上。

我手機裡裝着幾百本書，手機的重量沒有因而增加。書變輕了，我卻沒有因此把每一本都讀完。原來能帶走多少，跟能讀進去多少，是兩回事。

知識曾經論斤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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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怎樣變成可以翻頁

在羅馬帝國時期，疊起書頁、從側邊裝訂的冊頁形式逐漸普及。卷軸仍然有人用，兩種形狀共存了很長一段時間。你隨手翻到想讀的地方，靠的正是冊頁這個形狀。

卷軸怎麼用？查一段內容要從頭捲到尾，像一條只能順序播放的錄音帶。整個古典世界的知識，就是這樣一卷一卷捲着讀的。

凱斯・休斯頓（Keith Houston）在《書的大歷史》裡講這場交接。早期基督徒是冊頁的重度使用者；把不同經文放在一起讀，冊頁很方便。我們很難把載體換代歸給單一群人，但讀者的習慣，確實會影響書長成甚麼樣子。

能翻頁，就更容易跳着讀。頁碼、目錄與索引，讓找一段文字變得更快。書的形狀改了，讀書的動作也跟着改。

我看書會先揭目錄，再跳去想看的那一章。這個再普通不過的行為，原來踩在一場幾百年的技術淘汰賽上面。贏家就是我手上這疊裝訂起來的紙。

於是書有了現在的形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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沃德問，哪些飛機沒有回來

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美軍想知道轟炸機哪裡最需要裝甲。統計學家亞伯拉罕・沃德（Abraham Wald）研究了返航飛機的受損資料，提醒軍方：別只看那些飛得回來的。

如果某個位置常見彈孔，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：給那裡多加裝甲。問題是，這些飛機都成功回到基地。那些沒能返航的飛機，軍方看不到它們的彈孔。只數眼前這批飛機，無法知道哪個部位中彈後最難活着回來。

沃德要估計的是飛機不同部位受損後，返航機會會怎樣變。如果某個位置在返航飛機上很少受損，就要問：那裡不容易中彈，還是中彈的飛機回不來？所以這個問題不能只靠眼前的彈孔回答。他按照這個邏輯分析，並把報告交給軍方。

這個問題有個名字，叫倖存者偏差。塔雷伯（Nassim Nicholas Taleb）在《黑天鵝效應》裡把它叫作沉默的證據，並且講了一個更老的版本：有人拿一批「向神祈禱後獲救」的水手還願畫像給無神論者狄亞哥拉斯（Diagoras of Melos）看，證明神明顯靈。狄亞哥拉斯回問：那些祈禱過、然後淹死的人，畫像掛在哪？你日常吃這個虧的地方是成功者訪談、創業故事、投資心法，講話的人全部是飛回來的那批。

《黑天鵝效應》提醒我，做重要決定時先問自己：這批資料，是誰有機會留下來的？當中還有甚麼沒被看見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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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納曼與飛行教官

康納曼（Daniel Kahneman）曾向以色列空軍的飛行教官講課。他說獎勵比懲罰有效，一位教官反駁：稱讚後，學員下一次往往飛得較差；責罵之後，下一次反而較好。

教官沒有看錯下一次的成績，看錯的是原因。假設一名學員平日飛行成績在七十分左右，某天飛到九十分，教官稱讚了他。下一次回到七十分，未必是稱讚害他退步；那次九十分可能剛好有運氣。考了五十分後被責罵，下一次回到七十分，也不能證明責罵有效。

這叫回歸平均。飛得特別好或特別差時，下一次的表現都有機會接近平常水準。教官偏偏會在學員飛得最好時稱讚，在飛得最差時責罵。表揚和責罵剛好都發生在極端值旁邊，於是收下了不屬於它們的功勞和罵名。

《快思慢想》裡，康納曼說理解這件事，是他職業生涯中很滿意的一次頓悟。難堪的是：如果只看下一次成績，很容易把自然的起伏錯算成獎懲的效果。做過老師的我尤其會想，自己有多少次也這樣看錯了學生。

統計學給你的第一個能力是懷疑因果，第二個是知道極端值會自己走回來。現在你懂這句意思了吧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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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帕提婭

公元 415 年，亞歷山卓的數學與天文學老師希帕提婭（Hypatia）被一群人從車上拖走，殺於城中。這件事有近乎同代的記載。光是讀那段文字，已經夠難受。

基督教史家蘇格拉底（Socrates Scholasticus）在《教會史》裡，把她遇害連到總督歐瑞斯提斯（Orestes）與主教區利羅（Cyril of Alexandria）之間的政治衝突。當時有人指稱她妨礙兩人和解。史家也直說，這宗殺害令區利羅和亞歷山卓教會蒙羞。

許多人喜歡替她加上另一重身份：科學殉道者，或被抹掉的女天才。我去查她留下的工作，現存資料更多記錄她教學，以及編註前人的數學與天文著作。她自己的成果有多少，史料仍未說清楚。

但這並沒有讓她變得比較不重要。若一個老師花多年把艱深的書教會別人，這件工作也值得被記住。可我發現自己最初讀她的故事時，也急着找一個好用的英雄形象。

我寫完後還會想：我會不會只是把一種英雄敘事，換成另一種顯得更懂史料的敘事？關於她的生平，我們知道得太少。下次遇到一個被說成「殉道者」的人，我想先回去看他所處時代留下的文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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諾特與哥廷根大學

1915 年，數學家希爾伯特（David Hilbert）和克萊因（Felix Klein）想讓埃米・諾特（Emmy Noether）到哥廷根大學任教。她的數學能力沒有被質疑。阻力來自另一件事：當時的大學不願讓女人取得正式授課資格。

諾特早年在愛爾朗根旁聽課程，獲准後正式註冊，完成博士學位。到了哥廷根，她又遇上新的門檻。據廣為流傳的說法，希爾伯特曾用「大學又不是澡堂」來反駁反對者。而當日會議的逐字對白並沒有保存。

她一度以希爾伯特的名義開課，直到 1919 年才取得授課資格。同一段時期，她發表了如今被稱為諾特定理的研究，把物理定律中的連續對稱與守恆量連在一起。時間對稱與能量守恆的關係，就是其中一例。（今天研究粒子碰撞時，物理學家仍會核對碰撞前後的能量；若有部分能量去向不明，就要追查是不是有粒子沒被探測器看見。）

1933 年，納粹政府排斥猶太學者，她離開德國，到美國一所女子學院任教。兩年後，她在手術後離世，五十三歲。愛因斯坦（Albert Einstein）在《紐約時報》寫文悼念她的數學才能。

當年有人不肯給她一個正式位置。今天讀理論物理，仍會遇到她的名字。每次讀到這裡，我想到的都是那些課：她已經能教，卻還要借用別人的名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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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伯，同一個名字，兩份帳

今天許多農作物靠工業肥料提供氮。研究估計，全球約一半人口的糧食供應依賴工業固氮。這條路從化學家哈伯（Fritz Haber）的合成氨研究開始，再經博施（Carl Bosch）等人推進，才走到工廠和農田。

1909 年，哈伯證明可以從空氣中的氮合成氨。幾年後，這套方法成為大規模生產肥料的基礎。田裡多了一條獲得氮的路，人口增長也有了新的物質條件。

1915 年 4 月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伊珀爾前線，德軍釋放大量氯氣。哈伯積極參與德國的化學戰計畫，也到過前線。這是同一位化學家做的工作。

伊珀爾襲擊後不久，他的妻子克拉拉（Clara Immerwahr）自殺了。她也是化學家。有人把她的死直接寫成對毒氣戰的抗議；研究她生平的學者提醒，現存證據不足以確定單一動機。我們知道時間相近，不能因此替她寫下一句遺言。

哈伯因合成氨獲得 1918 年諾貝爾化學獎。納粹上台後，他離開德國，1934 年死於瑞士。他曾把自己視為德國人，最後卻被自己的國家排斥。

我讀這個名字，沒法只讀方程式，也沒法讓化學戰抹掉田裡的收成。兩份帳都在。課本可以把他放進一個章節；我讀到克拉拉時，已經沒法那樣翻過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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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靈

1952 年，曼徹斯特。圖靈（Alan Turing）家中遭竊，報了警。調查後，這位數學家因與另一名男子的關係，被控當時英國法律下的「嚴重猥褻」。最初要查的是失竊案，最後被定罪的卻是報案人。

戰時，他是布萊切利園破譯工作的關鍵人物之一。那是一項團隊工作，對盟軍作戰有重大貢獻。外界當年不清楚他做過甚麼，因為工作長期保密。

法庭判他十二個月緩刑，條件是接受醫療處置。他接受了荷爾蒙治療。其後他仍在研究數學與生物形態，想知道植物和動物的斑紋怎樣形成。

1954 年 6 月 8 日，他被發現死於家中，終年四十一歲。驗屍裁定自殺；傳記作者也記下家人認為可能是意外。細節到今天仍有人討論，但他因同性性行為受審和被迫接受治療，都是清楚的記錄。

我讀這段故事，記住的不是一部密碼機，而是報案的那個動作。他找警察處理家中失竊，法律卻轉過頭來審他。這樣的制度，不需要知道一個人為國家做過甚麼，也能傷害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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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猩猩華秀

華秀（Washoe）是一隻接受手勢訓練的黑猩猩。1960 年代起，研究者記錄她學習和使用許多手勢的過程。我讀時忍不住想：動物用符號時，心裡正在做甚麼？

這個問題很難答。人類能觀察到她的動作，卻不能直接走進她的腦裡。研究者對她使用手勢的能力，又或者能否像人類那樣發問，也有不同解讀。

我讀《語言的誕生》時，開始想另一件事：人除了用語言跟別人交談，還會用它在心裡安排未來。例如明天有一場難開口的對話，我會先想自己要怎樣說、對方可能怎樣回答。那些還沒說出口的句子，幫我發現自己究竟在擔心甚麼。

這是我理解人類語言的一個角度，不能拿來證明華秀怎樣感知未來。但她的故事提醒了我：看見一個動物做出的動作，離知道牠心裡的世界，還有很遠很遠的距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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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維森與冥想研究

神經科學家理查・戴維森（Richard Davidson）與同事研究有長年冥想經驗的修行者。2004 年的一項研究，記錄了他們冥想時的腦電活動。結果顯示，他們在特定任務中的活動模式，與對照組不同。

這個結果很吸引人，但只憑一項研究，不能說「冥想把某個腦區改造成甚麼樣子」。受試者本來就可能不同，況且冥想方式也不只一種。所以我讀《冥想改變大腦》這本書時，最想知道的是：反覆做一件事，會在我們身上留下甚麼？

這本書還提醒我一件事：冥想是工具，並不替我們做價值判斷。同一個練習，可以幫你留意自己正在受甚麼影響，也可以讓你更平靜地忍受一個本來想改變的環境。

我也踩過那些坑。有時候表面上是在冥想，骨子裡卻是在優化自己，把控制慾換了一件比較乾淨的衣服，從管外在變成管內在。後來我才鬆手。讓我喘過氣的那句話是：我終於可以不用一直處理自己。

有時坐下來，只是坐下來。

研究可以量度腦電。但那天我能不能放自己一會兒，還需要由我自己來回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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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經，從哪裡讀起

我見過不少人拿起佛經，讀了幾頁又放下。名相多，五蘊、八識、波羅蜜；有些譯文離今天的語言很遠；同一段話又可能反覆出現。每一樣，都會讓初讀的人停在門口。

我寫佛學時，會先替一些名相找畫面：緣起像一個棚架，業像走出來的軌道，阿賴耶識像倉庫。這些是我的入門讀法，方便開始想問題。至於各宗派怎樣解釋，還需要回到原典和註解細讀。

如果你也不知道從哪裡開始，我會建議先讀現代人的講解，再回頭讀經文，一次追一個名相。《故道白雲》《正信的佛教》《學佛群疑》都是我讀過的入口。有人喜歡先看原典，當然也可以。

讀不懂一本書，有時只是還沒找到適合的起點。我寫佛學，一直帶着一句話：把讀不懂的書，變成你想讀的書。這個題目對我來說尤其難，所以我會繼續讀下去。

你書架上那本過不了第三章的書，也許可以先找一個小問題，再翻開一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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