給新來的你
我是 Bookie,教過小學,現在全職寫內容。平日讀歷史、科學和那些第一眼很難走進去的書。我喜歡追問一個問題:這件離我們很遠的事,今天還在怎樣影響我們?
這本小冊子收了十二篇原先發在 Threads 的短文。我重新排過順序,也按查到的資料修訂了部分史實;每篇末尾都留了原帖。你可以從頭讀,也可以挑一篇先讀。有些問題,我自己讀完書也還沒有答案。
如果有哪篇讓你想找原書來讀,或覺得我說得不對,可以帶着那個問題繼續讀。每篇後面都留了原帖,我也想知道你會怎樣看。
從書的形狀開始
書的形狀會改變我們讀書的動作。從竹簡、卷軸與冊頁,讀到今天的螢幕,我想先帶你看那些平日很少留意的載體。
娛樂至死
1985 年,一個美國人寫了一本書,從頭到尾在罵電視。四十年後,如果把書裡每一個「電視」換成「手機」,整本忽然像昨天才寫的。這個人是尼爾・波茲曼(Neil Postman),書叫《娛樂至死》。
書名《娛樂至死》聽起來像長輩在唸年輕人貪玩,作者講的又是你沒看過的美國電視節目。我讀的時候,想的卻是今天的科技和社交媒體。波茲曼當年寫的媒介是電視,這種被節目牽着走的感覺,我在今天的手機上也認得出來。
這本書表面上講的是電視,底下卻在說:一個工具進到你生活裡,會偷偷改寫你的思維,讓你覺得某些事情特別重要。如果這個工具是書,它會暗示你,重要的事需要花時間讀。如果是電視,上一秒播空難新聞,下一秒出現洗頭水廣告。兩件沒有關聯的事接在一起播,看起來卻像同樣值得你注意。到了手機,眼前的內容若不能在三秒內讓你有感覺,你可能就會滑走。波茲曼稱這種影響為「媒介即隱喻」。
他寫電視新聞的節奏是:一則沉重消息剛播完,節目就轉到下一段,觀眾來不及停留。你現在滑手機,一則地震,一則貓,一則朋友升職,幾秒內很多資訊接連出現。我們常以為自己看了很多、懂了很多,回頭想卻很難說出剛才讀到了甚麼。
這本書不會幫你戒掉滑手機的習慣。但它給我們一個可以隨身帶著走的問題:這個工具正在暗示我們,什麼才值得注意?手機、短影音,還有下一個尚未出現的東西,我現在都拿這句話去問它。當你開始發問,就沒那麼容易被工具牽著走。
我還記得,當時看完這本書後,我戒掉了九成的社交媒體。這本書沒叫我戒,它讓我看清楚,每天花在滑手機上的時間去了哪裡。看清楚以後,剩下的是我自己的事。它幫我認出甚麼是媒介,也讓我開始留意媒介怎樣影響我。
惠施與五車書
《莊子》記惠施:「惠施多方,其書五車。」五車書,聽起來像讀了半座圖書館。那時書寫要靠竹簡、木牘等材料。今天我們用容量計算一本書,當時還得問它有多重。
錢存訓在《書於竹帛》裡研究過上古的書寫材料。竹要處理,木要削平;寫成的文字,是一捆一捆的實物。搬一次家,也要搬走那些材料。
「書五車」讓我先想到的竟然是重量。知識曾經重到要用車來載。這句話是否真能換算成今天多少本書,我不知道;但竹簡有重量,這件事很實在。
載體有多重,會影響知識怎樣流動。抄寫一本書費時費力,保存它也要地方。我們讀到古人的一行字,很少想到有人曾經要親手把它寫在竹上。
我手機裡裝着幾百本書,手機的重量沒有因而增加。書變輕了,我卻沒有因此把每一本都讀完。原來能帶走多少,跟能讀進去多少,是兩回事。
知識曾經論斤秤。
書怎樣變成可以翻頁
在羅馬帝國時期,疊起書頁、從側邊裝訂的冊頁形式逐漸普及。卷軸仍然有人用,兩種形狀共存了很長一段時間。你隨手翻到想讀的地方,靠的正是冊頁這個形狀。
卷軸怎麼用?查一段內容要從頭捲到尾,像一條只能順序播放的錄音帶。整個古典世界的知識,就是這樣一卷一卷捲着讀的。
凱斯・休斯頓(Keith Houston)在《書的大歷史》裡講這場交接。早期基督徒是冊頁的重度使用者;把不同經文放在一起讀,冊頁很方便。我們很難把載體換代歸給單一群人,但讀者的習慣,確實會影響書長成甚麼樣子。
能翻頁,就更容易跳着讀。頁碼、目錄與索引,讓找一段文字變得更快。書的形狀改了,讀書的動作也跟着改。
我看書會先揭目錄,再跳去想看的那一章。這個再普通不過的行為,原來踩在一場幾百年的技術淘汰賽上面。贏家就是我手上這疊裝訂起來的紙。
於是書有了現在的形狀。
別急着替數字找原因
軍方看到的是返航飛機上的彈孔,飛行教官看到的是學員受稱讚或責罵後的成績。他們手上的數字都是真的,卻可能因此看錯原因。這兩篇讓我學會先問:資料是怎樣收集的?還有誰或甚麼事沒有被記下來?
沃德問,哪些飛機沒有回來
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,美軍想知道轟炸機哪裡最需要裝甲。統計學家亞伯拉罕・沃德(Abraham Wald)研究了返航飛機的受損資料,提醒軍方:別只看那些飛得回來的。
如果某個位置常見彈孔,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:給那裡多加裝甲。問題是,這些飛機都成功回到基地。那些沒能返航的飛機,軍方看不到它們的彈孔。只數眼前這批飛機,無法知道哪個部位中彈後最難活着回來。
沃德要估計的是飛機不同部位受損後,返航機會會怎樣變。如果某個位置在返航飛機上很少受損,就要問:那裡不容易中彈,還是中彈的飛機回不來?所以這個問題不能只靠眼前的彈孔回答。他按照這個邏輯分析,並把報告交給軍方。
這個問題有個名字,叫倖存者偏差。塔雷伯(Nassim Nicholas Taleb)在《黑天鵝效應》裡把它叫作沉默的證據,並且講了一個更老的版本:有人拿一批「向神祈禱後獲救」的水手還願畫像給無神論者狄亞哥拉斯(Diagoras of Melos)看,證明神明顯靈。狄亞哥拉斯回問:那些祈禱過、然後淹死的人,畫像掛在哪?你日常吃這個虧的地方是成功者訪談、創業故事、投資心法,講話的人全部是飛回來的那批。
《黑天鵝效應》提醒我,做重要決定時先問自己:這批資料,是誰有機會留下來的?當中還有甚麼沒被看見?
康納曼與飛行教官
康納曼(Daniel Kahneman)曾向以色列空軍的飛行教官講課。他說獎勵比懲罰有效,一位教官反駁:稱讚後,學員下一次往往飛得較差;責罵之後,下一次反而較好。
教官沒有看錯下一次的成績,看錯的是原因。假設一名學員平日飛行成績在七十分左右,某天飛到九十分,教官稱讚了他。下一次回到七十分,未必是稱讚害他退步;那次九十分可能剛好有運氣。考了五十分後被責罵,下一次回到七十分,也不能證明責罵有效。
這叫回歸平均。飛得特別好或特別差時,下一次的表現都有機會接近平常水準。教官偏偏會在學員飛得最好時稱讚,在飛得最差時責罵。表揚和責罵剛好都發生在極端值旁邊,於是收下了不屬於它們的功勞和罵名。
《快思慢想》裡,康納曼說理解這件事,是他職業生涯中很滿意的一次頓悟。難堪的是:如果只看下一次成績,很容易把自然的起伏錯算成獎懲的效果。做過老師的我尤其會想,自己有多少次也這樣看錯了學生。
統計學給你的第一個能力是懷疑因果,第二個是知道極端值會自己走回來。現在你懂這句意思了吧?
